顾炎武为何不远千里来落户济南？探寻他的漂泊之路

济南人杰地灵，历来是名人硕儒向往的胜地。明末清初，52岁的顾炎武来这里客居10多年。他在泉城漫游、交友、写作、做学问，在泉水漫过的青石板路上留下了许多足迹。

逃难北漂 客居泉城

与王夫之、黄宗羲齐名的思想家、经学家、史地学家、音韵学家顾炎武，在学术上贡献巨大，被誉为清代“开国儒师”。其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名言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。

顾炎武，字宁人，江苏昆山人，后世学者尊称亭林先生。他为何不远千里来山东，落户济南?

顾炎武是明末诸生，少年出类拔萃。他与同乡归有光的曾孙、文学家归庄是“铁哥们”，又都很另类，因而时人调侃曰“归奇顾怪”。明朝灭亡后清军大举南下，顾炎武的生母被砍掉右臂、两个弟弟被杀、嗣母绝食而亡。面临国破家亡，32岁的他奋起抗清，却屡遭失败。这时劣绅叶方恒为霸占顾家财产，乘机绑架关押他逼他自杀，后经朋友帮助才逃离虎口。但叶某依然不依不饶，先是派刺客袭击，致使他“伤首坠驴”;后又指使歹徒洗劫顾家，“尽其累世之传已去”。

国破家亡的顾炎武只好变卖剩余家产，孑然一身逃亡避祸。顺治十四年(1657年)他北漂来到济南，随后游历莱州、德州、泰安等地，一边研究学术一边联络抗清志士。8年后又客居济南，在章丘郑公山下大桑家庄安家。当地地主谢世泰因欠顾炎武银两而把十顷田地抵押给顾，由此顾炎武得以“垦田于章丘之长白山下以自给”。此后顾炎武“半在历下，半在章丘”，漫游山东，往来京鲁之间长达十余年。

顾炎武选择章丘大桑家作为衣食之地，与一个史实有关。唐贞观年间，太宗李世民册封五子李佑为齐王。贞观十七年(643年)，李佑叛乱，平陵守将李君球奋起抵制反抗。平定叛乱后，唐太宗为表彰李君球的忠勇，封他为“游击将军”，并把平陵赐名“全节”。顾炎武在《刈禾长白山下》中写道：“载耒来东国，年年一往还。禾垂墟照晚，果落野禽间。食力终全节，依人尚厚颜。黄巾城下路，独有郑公山。”顾炎武赋诗言志，就是要效法李君球的忠勇，誓死不与清政府合作。

顾炎武选择章丘作为栖身之地的另一个原因，大概与距离济南较近有关。明清两代，济南成为山东的治所所在，是政治文化中心。这里名家荟萃，学术氛围甚浓。顾炎武寓居章丘既可远离闹市喧嚣，又能常来济南与同道研讨学术、谈诗论文，可谓是最佳选择。不过没想到的是，桑家庄的地产竟为后来的一场官司埋下了隐患。

拜访同道 切磋学问

城外有山，城内有湖，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。初到济南的顾炎武就被大明湖的美景所陶醉，赋诗曰“落日天边见二峰，平临湖上出芙蓉”。重游灵岩寺时吟诗道：“山静鼪猱栖佛地，堂空龙象散诸天。”济南山美水美，学术氛围浓厚。

济阳经学大师张尔岐(字稷若)，自幼好学，擅长文章诗词。崇祯末年清军攻破济南，张尔岐的父亲和弟弟死于战乱，他于是绝意科举，退而学《易》《礼》，专治经学研究，“以慰沉寂，而托哀思”。共同的遭遇引起顾炎武共鸣，他多次慕名拜访论学，慨然相许说：“独精三礼，卓尔经师，吾不如张稷若。”他曾和邹平史学家、《左传事纬》作者马骕一起考察过汉景阳碑，也曾与诗人王士祯唱和《秋柳诗》。他还与《齐音》作者王象春的外孙徐夜定交，并和张尔岐共同参加《山东通志》的编著。

此外，与顾炎武来往密切的还有德州的程先贞、曲阜的颜光敏等20余人。程先贞乃前明遗老、复社成员，官至工部员外郎，著有《海右陈人集》《燕山游稿》。程氏去世时，顾炎武作《哭程工部》一诗痛悼之。颜光敏是颜回六十七世孙、“康熙十子”之一，与顾炎武情同手足。

在与济南学者的交往中，顾炎武借助山东通志局的藏书，进行学术研究，取得众多成果。在致友人的信中，他说“年过五十，乃知不学礼无以立之旨”，“乃笃志于经史”。“年过五十”正是顾炎武以济南为中心漫游齐鲁大地的20年。20年中他研讨学问，笔耕不辍，写下了《日知录》《音学五书》《肇域志》《金石文字记》《山东考古录》等著作。顾炎武在济南乃至山东的踪迹，始终与学术文化相伴随，不仅从文学、史学、经学、金石学、地理学等方面对山东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也为他成为清代首开风气的大师级学者起了重要作用。

两场官司 再度漂泊

本来顾炎武“半是历下半交游”的生活挺自在的，不想一场“衅起于章丘，祸成于即墨”的官司从天而降，他又被逼漂泊他乡。

清朝初年文字狱接连不断。康熙五年(1666年)，山东即墨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文字狱，这就是史上著名的“黄培诗案”。黄培原本是明朝的一位官员，明亡后归隐故里即墨，常以诗文抒发亡国之痛，其中就有“一自蕉符纷海上，更无日月照山东”之语。黄培家的世仆黄宽(原姓姜)之孙姜元衡高中进士后就想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改姓归宗，并因此与老东家反目成仇且寻衅报复。姜元衡私下搜集黄培诗文加以曲解，然后罗织了十大罪状，向山东巡抚衙门告发黄培“阴结士类，诋毁新朝”。清廷得知后立即下旨，责令山东巡抚拘拿与此案有关的人等严审奏复。

案件审理中，当年因欠债而抵押田亩给顾炎武的地主谢世泰企图夺回田产，便乘机兴风作浪，到章丘县衙状告顾炎武霸占财产，同时暗中挑唆姜元衡诬告顾炎武谋反。康熙七年(1668年)正月的“黄案会审”中，姜元衡的矛头直对顾炎武，诬陷说“逆诗”内还有《忠节录》一书，“系昆山顾宁人到黄家搜辑发刻”。其实《忠节录》一书原为沈天甫以陈济生之名搜集明代天启和崇祯两朝遗诗辑成，与顾炎武丝毫无关。

康熙七年(1668年)二月末，顾炎武在北京闻知此案，念及“事关公义，不宜避匿;又恐久而滋蔓，贴祸同人”，急忙赶到济南的巡抚衙门投案澄清真相，不料竟陷牢狱之灾。审讯中顾炎武讲明事实，据理力争，坚决否认曾到过即墨，使得许多受株连的人得以解脱。亲友李因笃、朱彝尊、徐乾学、颜修来等人知其含冤都竭力营救，顾炎武始得取保出狱。而后他回到章丘与谢世泰对簿公堂，结论是“虽陷害之情未明，而霸占之律已正”，总算打赢官司。

两场官司搞的顾炎武疲惫不堪，八个月的牢狱之灾也使他“每日以数文烧饼度活”，度日如年。遭此摧残，顾炎武十分心寒，在《济南》诗中悲

愤地说“湖上荷花岁岁新，客中时序自伤神”，于是凄然离去，继续走上了漂泊之路。

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，顾炎武病逝于山西曲沃。(作者：朱晔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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